纪实文摘 改革年代——邓小平的改革岁月(二)
来源:
发布时间:2009-03-02
次浏览

 

韩广富 胡永强
 

  1985年8月28日,邓小平在会见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主席、政府总理穆加贝时说:

  “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我们在一个长时期里忽视了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从一九五七年起,我们生产力的发展非常缓慢。拿农村来说,到一九六六年的十年间,农民的收入没有增长多少。虽然有一些地区的农民生活比较宽裕,但是多数地区的农民还处在贫困状态。当然,同旧中国相比,还是进步了。如果按照社会主义的标准来要求,这是很不够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情况更加困难。我们拨乱反正,就是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力。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对我国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逐步进行改革。改革先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已经见效了,农村面貌发生明显变化。有了农村改革的经验,现在我们转到城市经济改革。城市经济改革就是全面的改革,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到现在有一年时间了。域市经济改革比农村经济改革复杂得多,难免出差错,冒风险。我们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要发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对此我们有充分的信心。”

  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在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时说:

  “目前我们国内正在进行改革。我是主张改革的,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我们还有其他错误,例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不是搬用别国模式的问题。可以说,从一九五七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这种情况,不改革行吗?所以,从一九七八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确定了我们的根本政治路线,把四个现代化建设,努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在这个基础上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主要是改革和开放政策。”

  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再次强调指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决心之大,言辞之决绝,前所未有。

  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特别是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的动荡之后,邓小平对于过去走过的道路的成败得失有深刻的感悟。
中国改革的性质是什么呢?邓小平是怎样给改革定位的呢?

  他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1985年3月28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客人时指出:

  “现在我们正在做的改革这件事是够大胆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前进就困难了。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必须做的事,尽管是有风险的事。六届人大三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了我们已经遇到的一些风险。我们在确定做这件事的时候,就意识到会有这样的风险。我们的方针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走一步,看一步。我们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不会动摇的,一直要干下去,重要的是走一段就要总结经验。因为改革涉及人民的切身利益问题,每一步都会影响成亿的人。”

  8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尼雷尔时说:

  “世界上对我国的经济改革有两种评论。有些评论家认为改革会使中国放弃社会主义,另一些评论家则认为中国不会放弃社会主义。后一种看法比较有眼光。我们所有的改革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过去我们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国后完成了土地改革,又进行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那是一个伟大革命。那个革命搞了三十几年。但是在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以后,多年来没有制定出为发展生产力创造良好条件的政策。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得不到理想的改善,国家也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这种情况,迫使我们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决定进行改革。我们总的原则是四个坚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牟思想。这已经写进中国的宪法。问题是怎么坚持。是坚持那种不能摆脱贫穷落后状态的政策,还是坚持四项原则的基础上选择好的政策,使社会生产力得到比较快的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进行改革,就是要选择好的政策。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

  9月23日,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讲话时指出:

  “改革的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也已经提出来了。改革从农村开始,一度议论纷纷。经过三年,解决了许多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取得成效,认识也就比较一致了。当然也还有新问题,还需要继续解决。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的重点转移到城市。在多年酝酿和农村改革成功的基础上,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逐步展开。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这是一件大事,表明我们已经开始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子。”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不仅体现在改革本身的广度和深度上,而且体现在由此而引起的社会生活和人们观念的深刻变化上。这就是说,我们所进行的改革,涉及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科技体制、教育体制、文化体制等领域,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渗透到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引起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等方面的深刻的变革。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改革相互联结,相互影响,构成了整体的改革系统。

  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仍然存在着解放生产力的任务。这是因为以往在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不对这种旧的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性变革,就无法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邓小平的一个伟大创新,就在于他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具体体制加以区别,既肯定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优越性,坚持这一基本制度的必要性,又指出了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对严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从根本上加以改革的必要性。他深刻指出: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

 

(摘自辽宁人民出版社《改革年代一一邓小平的改革岁月》)